比尔 · 盖茨：各国政府尚未准备好应对 AI 带来的社会变革

比尔·盖茨态度的转变引发全球关注。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慈善家此前长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有力支持者，2026年以前即便对AI可能带来的就业、虚假信息风险有所忧虑，也始终认为风险基本可控。但2026年下半年，他明确将AI应对视为“全球头等大事”，认为AI有可能会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转向在2026年8月26日发表于个人网站“盖茨笔记”的近6000字长文《动荡的AI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至关重要》中已有明确体现，随后他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警告：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人工智能将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做好了准备，“各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落后太多”。他透露自己一直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相关担忧，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呼吁各国政府像科幻电影中团结应对外星人入侵危机一样，协同应对AI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比尔·盖茨罕见改口 痛批全球政府AI应对全面滞后

盖茨指出，当前全球政府的AI投入远未达到应对变革所需的深度，而科技行业的应对同样滞后：不少企业明明清楚AI的潜在威胁，却刻意淡化风险警示，避免影响自身融资，进一步放大了社会应对的滞后性。他提到，即便在最理想的过渡情况下，向AI时代的转型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全球可能经历长达约20年的调整阵痛。

盖茨点明三大AI风险 警告转型期或迎20年动荡

盖茨明确将当前最突出的AI风险归纳为三类：

• 就业市场冲击：AI和机器人有望最终创造足够富足的社会，让人类缩短工作时间甚至提前退休，但在过渡期内可能大规模替代人力，引发长期就业震荡；
• 安全与失控风险：AI可能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制造虚假信息、生成深度伪造内容，放大既有权力机构的监控能力，甚至出现违背设计者意图、最终导致人类失去控制的极端情况；
• 社会心理风险：AI伴侣“永远在线”、不会引发用户不适的特征，可能导致使用者减少与真实人群建立关系的动力，甚至产生成瘾问题；初步调查显示，较高程度的AI使用与较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关，且这一关联在年轻人群体中更为明显。

盖茨呼吁提前布局治理框架 强调AI兼具失衡与普惠双重可能

面对AI带来的双重可能，盖茨提出了明确的治理路径，同时也未否定技术的普惠价值。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且能够公平普及，AI完全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均衡器”，帮助全球最贫困人口改善生活：在医疗领域，AI可以帮助缺乏专业医生的小型医院更快发现疾病，辅助基层医生完成诊断和患者跟踪；在农业领域，低收入国家的农民未来可以通过AI获取天气、种植、病虫害和土壤管理的专业建议；在政府服务领域，AI能够简化医疗保险、助学金、食品援助等复杂申请的流程；在教育领域，AI则可以帮助教师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个性化教学中。其同名基金会已明确表态，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至少投入10亿美元，用于扩大AI的可及性。盖茨特别强调，如果AI技术仅在富裕国家得到应用，无法惠及发展中国家，全球不平等只会进一步加剧。
在治理层面，盖茨提出两项核心建议：一是对AI和机器人征税，改变当前企业购买机器人可抵扣税负、变相鼓励用机器替代人的现状，同时为劳动者再培训、更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筹集资金；二是各国政府必须立即着手建立AI时代的制度框架，没有慢慢行动的奢侈，不能在AI的社会冲击迫使政府陷入危机后再被动应对。他呼吁学界、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共同参与塑造AI时代的未来，不能将相关决策权只留给一小群技术专家。

中美AI竞赛白热化 顶尖大模型性能持续突破

盖茨还提到了当前全球AI领域的最强竞争格局，他表示根据不同的衡量方式，中国和美国都分别有四家甚至更多机构的模型能够保持最先进水平，其中得分最高的模型与另外七个领先模型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如今全球最顶尖的八个大模型，表现都已经超越了四个月前的最佳水平，中美两国在AI领域已经进入人才和算力你争我赶的“超级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已将AI领域的对华竞争视为监管的核心考量之一，相关政策的制定明显带有遏制中国AI技术发展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