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人工智能可能加剧社会贫富悬殊

俞敏洪公开喊话：AI时代贫富差距或迎进一步恶化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此前多次公开表达对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失衡的担忧，直言AI可能成为加剧社会贫富悬殊的潜在推手。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或自动化升级在提升生产效率、减少人类工时的同时，新增收益的分配却往往并不均衡——上层富裕阶层凭借资本积累优势，能够更高效地捕捉技术红利，获取巨额利益，而普通劳动者即便在技术辅助下减少了工时，收入增长幅度也远远落后于上层群体。尽管技术进步整体推动社会财富增长，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素质也有所改善，但收入不平等的顽疾始终未能得到根治。
20世纪的收入分配走势也印证了这一隐忧：一战后多数国家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额曾从占总收入的1/4甚至更高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1/10以下，但自1980年代起，美国、英国等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再度加剧，呈现明显的“U”型反弹走势，即便日本、瑞典等保持相对稳定不平等水平的国家，贫富差距显著的现象也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俞敏洪指出，AI虽然具备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生产力、减少整体社会工作时长的潜力，但工作时长的缩减并不必然为所有群体带来更富裕、更幸福的生活，若缺乏有效调节，贫富不均的加剧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风险源。

联合国报告预警：AI或成为全球“大分流”新诱因

当地时间12月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题为《下一次大分流：为何AI或将扩大国家间的不平等》的报告，将当前AI发展局面类比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分流”——彼时西方国家快速工业化，其他国家被远远甩在身后，而若各国不采取措施弥合基本生活需求、先进知识获取的差距，AI带来的大部分收益极有可能被富裕国家垄断。
报告指出，当前公众对AI的讨论多聚焦于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但更核心的问题是AI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在许多社区，多数人仍在为获取技能、电力、网络连接挣扎，这类群体在数据中往往“隐形”，AI系统开发时根本无法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尽管AI具备提升生产率、催生新产业、帮助后来者追赶的通用技术潜力，能为农村地区、灾害高发区提供农业建议、医疗诊断、精准气象服务等支持，但现实是全球数字发展差距正在拉大：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球仍有近22亿人口未接入互联网，高收入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达93%，而最不发达国家仅为23%；算力、核心算法、高质量训练数据等AI核心要素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研发投入不足、数字基础设施薄弱、高端人才流失的困境。
此外，AI的高耗能特性也在引发新的隐忧：即便在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数据中心过度消耗电力与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显现，为满足AI能源需求扩大发电规模，可能阻碍碳减排努力，并带来健康风险。

技术替代效应凸显：全球薪资分化与就业冲击同步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分析显示，AI及机器人技术的替代效应正在加剧不同经济体、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由于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更高，薪资水平也更高，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更倾向于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尤其是非技术劳动力。当机器人生产率提升时，发达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多收益，更高的机器人使用密度也推动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经济体转移，为资本和机器人积累提供资金，反而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GDP阶段性下降。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产业结构往往更依赖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机器人替代非技术工人后，会引发非技术工人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进而导致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下跌，恶化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削弱投资动机，甚至可能引发GDP绝对规模下降。即便在技术应用更成熟的发达经济体，AI带来的收益也更多流向资本方，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难以匹配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进一步拉大群体间收入差距。

多边协同施策：弥合AI鸿沟需全球共同发力

面对AI可能加剧贫富差距的隐忧，多份报告均指出需要采取系统性干预措施，推动AI技术的普惠发展。UNDP报告建议各国政府通过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技能再培训项目和监管法规，推动合乎道德地使用AI技术，同时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替代能源的投入，遏制AI相关电价飙升，保障欠发达地区也能享受到AI发展红利。
在全球治理层面，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更侧重风险控制与产业保护，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赋能”“技术普惠”等诉求常被边缘化，建立包容性的全球AI治理框架成为破局关键。此前清华大学主办的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上，UNDP作为支持机构也呼吁推动AI治理与国际合作，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参与规则制定，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技术转让、加强本土能力建设，避免AI成为固化全球不平等格局的工具。